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看电影了没，“我想写的，是没有王的世道。” 惊了，他们已经拍出了这样主题的电影了。就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东亚文化里的典型命运。选择平和的，没有带血的那一侧，但和另一侧共通的，是意识到自己想报效的已经在根子上烂掉，是看着自己想守护的被剥夺更多践踏更多，看着船沉得马不停蹄日日夜夜想着自己是不是今天就是水面上最后一口气，这种无能为力的苦闷、挣扎、求生、反复、寄望与放弃。不是惊讶于拍得如何，而是惊讶于他们那里，这样一个项目真的有人去拍，有人去投，而且成了。太惊讶了。惊讶到我放弃比较——没有遗憾地放弃了。
不过不妨碍接着往下看律师追寻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过程
“既然无法学以致用，那便按我的性情活着好了。
正所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惟愿公平正义满人间，窦娥冤屈永世休！
多希望我们的导演也拍一拍我们古代的文人，那些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不是某战役和某战役...
是一部和安静的电影，大部分时间还挺轻松的，只是徒弟当官的部分，现实有凸显了它的苍白。最后当然有另一种安静，一种愿做平凡之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师徒关系，是养人的。
如果不能学以致用，那便按自己的性情活着好了。
于多数人而言，功名利禄和人的善性，总得抛掉一个，有人不接受现实，到最后幡然醒悟之时，不论头破血流还是全身而退，都已是沧海桑田
虽然以黑白片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明显感觉到场景是相当优美。浊浪排空，日星隐曜，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男儿何治世？以庄子孔子的思想，还是基督信仰。为了功利为了入世而学习却不能为民。归去来兮，老师已在著书中西去。
电影开头的片段就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黑暗，但我觉得当事人以及低种姓人经历的是深陷泥潭，淤泥从“四面八方”袭来淹没五官而造成的黑暗，而电影拍出来的是：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矗立前方的庞然大物却遮天蔽日，在某一天它偶然弯个腰低个头或被人撬动后，阳光将会驱散其后终年的阴暗。
看了上海最近防疫的新闻，突然和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有了深深的共情。。。开始也许是昌大的愤怒，最后就是丁若铨的绝望。。。
念念四书五经看不出什么儒学西学之争，流于表面，挺无聊的
海边吟诗美轮美奂慢镜头。看似人文作家和儒学学生的交换教学，实则知识界和官僚修罗场永远无法两全的悲剧事实。
…拍得太模式化脸谱化了，社会性+足量的煽情+戏剧化。
用一条人命换来的正义，换来的砖瓦房，还是令人难过。这律师一看长相，就是高种姓，不然根本不敢三番两次得罪警察。不过身居高位，依旧能为底层人民发声，天必佑之。
看前半还以为是讲知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没想到后半越来越混乱。昌大空学一身理论而无任何实践能力，作为一个贱民出身的人反而表现得像个没见过世界的贵族子弟一样。故事越来越离谱，让人很难相信是根据史实改编的，不知道导演到底自我发挥了多少。
皆是如此
主要是剧本扎实
一个印度版的逆转裁判，但建立在更沉重的背景之上。印度电影除了艺术的功用外，还承担着教化功能。所以观众对片子的热情，有一部分源自于现实而非电影。
在流放地，做个黑色的无名者。明净之物，可寄托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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